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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古代中國關于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

   幾十年以前,楊聯升先生用英文寫了一篇“Schedules of work andrest in Imperial China”,發表在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上,一九八二年由梁庚堯先生翻譯成中文,收在他的論集《國史探微》里面,題為〈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1】,在這篇論文里面,他討論了一個過去歷史學者很少關心的事情,就是古代中國官員以及民眾的作息時間和假日制度。不過,在這篇不長的論文里,他只是開了一個頭,關於時間分配的話題并沒有充分展開,資料也沒有來得及更廣泛地匯集,他也沒有更深入地討論這種時間分配觀念背后的思想史意味,只是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可以繼續開拓的研究領域。但是,讓我感到很惋惜的是,后來似乎并沒有多少學者在這方面繼續楊聯升先生的思路,去研究這個有意思的學術課題【2】。

   時間分配,說到根本處是一個有關「秩序」的事情。在古代中國的一統社會里面,時間分配是很重要的,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重視。民間關心它,自有民間的理由,這是因為生產和作息需要,如果四季十二月流轉不息是物理的節奏,那么黑夜與白晝的交替則關乎生理的節奏。在沒有充足照明條件的時代,人們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順應自然并不是為了表現「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情懷。官方重視它,也自有官方的道理,因為對作息時間的管理,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社會秩序的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時間一致,才會覺得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這種時間的安排和分配,包括了每一年里的每季每月,這方面的文獻,可以看《禮記》、《呂氏春秋》、《淮南子》中的月令類,最近在敦煌懸泉置發現書寫在墻壁上,以皇太后名義發布的「月令詔條」,就是漢代朝廷給民眾提醒時間規定的,詔條前面小序就說,古來的明智的帝王,「靡不躬天之歷數,信執其中,欽敬陰陽,敬授民時」【3】;同時,它也包括每月里面的每一天,這包括現在考古發掘中屢屢發現的古代《日書》和后來發行極廣的皇歷通書;甚至還包括每一天早中晚,《國語·魯語下》里引了敬姜的話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以下,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麼事,在「昔圣王」的時代是有規定的,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就是讀書人應當「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無憾,而后即安」,而普通民眾即庶人以下,只能「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據說,這些看法很受孔子的稱贊和肯定【4】,所以,他的弟子宰予白天仍在睡覺,就被孔子批評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因為白天是「動」而不是「休」的時候【5】。

   那么,這種曾經被儒家認同,并且被普遍視為天經地義的時間安排背后,究竟有什麼思想史意味呢?下面是一個嘗試性的分析。

  

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傳統的日常生活秩序

  

   昆曲《十五貫》第十六出〈乞命〉中,凈付扮更夫唱道:

   星斗無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盡說困便困個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6】

   這里的「手不停敲」,說的是古代更夫寒冬值夜敲梆的事。這并不是戲曲家的憑空杜撰,中國自古代到近代,兩千年來一直有「巡夜」的制度,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為防止盜賊,在很早的時代就有「夜禁」,《周禮》的編纂者就想像,古代有「司寤氏」這個職官,而司寤氏的職責之一就是根據星辰判斷日夜時間,「禁宵行者、夜游者」【7】。

   前面我們提到《國語·魯語》中敬姜的話,古代中國官方曾經期望民眾日常生活總是「明而動,晦而休」,因為這是以自然的晝夜交替為基礎,給民眾生活安排的一個基本秩序;就是說,白天是勞動、交誼、買賣活動的時間,而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時間。毫無疑問,在燈火相對困難,需要憑藉日光的傳統社會,本來這就是很自然的,因而是「天之經、地之義」,違背大家習慣的日夜秩序而「晝伏夜出」,常常需要非常特別的理由來解釋,而在一切由官方控制的傳統社會中,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與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聯系起來,歷代制度關於法律的規定,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

   這種生活秩序的法律規定當然來源很早,到了唐宋時代,它已經被寫入律文。按照《唐律疏議》和《宋刑統》的規定,晝漏盡為夜,夜漏盡為晝,一天被分為白天與黑夜兩半,到了夜里,不可在城內隨意行走,在閉門鼓后,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兇疾病之類」,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諸犯夜者,笞二十」。這里有不少例子,比如中唐元和時代,一個內廷中使郭里 僅僅是因為「酒醉犯夜」,就被「杖殺」,而負責夜禁而失職的金吾和巡使,也都被連累「貶逐」。中晚唐詩人溫庭筠也曾經因為醉酒犯夜,幾乎被處罰【8】。在宋代,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職,還要被「笞三十」,至於真的發生了盜案而不察覺,那更要被「笞五十」。至於私人家宅,「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因為來者可能是盜賊。就算主人心里明白來者并不是有意侵犯,而有意地殺傷了來者,在法律上也要「減斗殺傷二等」【9】。當時曾經有人提出質疑,說既然主人事先知道外來人有圖謀,反而故意等候他來而殺了他,是否也應當算是殺人有罪呢?據竇儀《宋刑統》的疏義解釋說,這不能等同殺人罪,因為「夜入人家,理或難辯,縱令故犯,亦為罪人」【10】。同樣,在元代雖然統治者換了民族,但規定卻依然如故,《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卷五十一〈諸盜〉中規定:

   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下注:有公事急速喪病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1】

   在另一處更直接頒下圣旨,禁止那些「夜間聚首眾人唱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因為「似這般聚眾者,妄說大言語,做勾當的有啊」,所以嚴令「將為頭的重要罪過也者,其馀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要「比常例加等」地進行處罰?!?2】

   也許,這是針對城市生活秩序漸漸顛倒混亂的無奈之舉,此后的明代對於日常生活秩序的控制就相當嚴厲。史料記載,明代與元代一樣,城鎮同樣「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除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葬執有燈亮者不禁外」,無論何人均要拘留送問,但已不像元代那樣,能以寶鈔贖買;而夜行之禁更細,以「門前可緩,宅后為急」。集鎮鄉村則需有人值夜,每晚甲長關鎖寨門,「即查本甲十家之內,今夜何人外出,有無容留面生之人」。據說,天啟年間順德府還規定每夜設保夫十人,「更班嗚鑼,繞村巡邏」【13】。依照唐宋的傳統,《大明律》卷十八〈夜無故入人家〉也規定,夜間隨意活動算犯罪,如果無故進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14】。

   通過這種嚴厲的「夜禁」,官方試圖恢復傳統「日入而息」的生活秩序。不過到了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商業的發達,這種傳統的生活秩序在城市生活新方式的影響下漸漸瓦解,因此,仍然堅持鄉村生活傳統的地方官員,懷著恢復古代生活的理想,常常要為這種時間秩序制定種種措施,清代的于成龍曾經提到,除了要在鄉間建立保甲制度外,還要「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堤防,看明這一村的出路去路。於要津路囗埋伏鄉夫,如遇此村人黑夜行走,即行綁鎖,次日稟官嚴審。如無謀劫實跡,治以夜行之罪。如此防閑日久,彼不得動手,或稍斂盜心亦未可定。此『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謂也」【15】。

   似乎每一個官員都要懂得如何規范地方民眾的這種日常生活秩序,教給官員基本知識的《學仕錄》卷七,就引用了田文鏡《弭盜要法》,對監獄倉庫、大街小巷的夜間安全相當警惕,「於夜長寒冷之時,多置草薦,捐給油燈,令其徹夜防護」,「夜則撥夫五名,擊梆看守,以司啟閉」,特別規定官方的安全官員「印捕汛官」要懂得夜巡之法,「勿庸虛應故事,自三更至五更,此其時矣」,特別是「月暗天昏,風寒雨雪之夜,更為緊要」【16】。

   對於人們生活秩序的嚴厲規定,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存在,顯示了傳統社會日常生活方式的漫長延續【17】。也顯示了傳統社會對鄉村生活秩序的頑強維護,其中特別是在明代前期,這種規定的執行和監督,到了極其嚴格的程度,也逐漸形成了一般人的常識【18】。人們普遍認同這樣的看法,白天活動而晚上休息是正常,至於「晝伏夜出」或「夜聚曉散」則都是非正常,官方任命的地方官有責任維持這種生活秩序。因此在各個城鎮,都有巡夜的制度,而有的官員則以鼓樓來控制和指示夜晚的時辰和生活,明代人李賢〈大同鼓樓記〉曾經說到,譙樓之鼓的意義,不僅僅是「入夜之際,非更鼓以示之,則茫然無從而知」這種「代人之耳目者」的作用,而且,它也是秩序的象徵,所以是「有司為政之一端,而其所關則甚要」【19】

  

二、月黑風高與殺人放火

   針對夜晚的管理很嚴格,關於夜晚混亂的傳說也很多。由於這些傳說都發生在夜晚,又更加使人相信夜晚與罪惡的關連。在古代囗耳相傳的故事和文字傳播的傳說里面,很多破壞秩序的事情,確實常常發生在黑夜?!冈潞陲L高」,讓人聯想到的就是「殺人放火」。

   這里以明代為例。明代的這類故事很多很多,我們從小說與歷史中找一些可資對照的例子?!毒劳ㄑ浴返谑痪怼刺K知縣羅衫再合〉里記載,永樂年間儀真縣專門在水路上半夜劫財的一夥強盜,以徐能為首,「合著一班水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胡子,這一班都不是個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地將船移動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害,劫了財帛」,結果為劫財色,把乘船赴任的候補知縣蘇云「棕纜捆作一團,如一只餛飩相似,向水面撲通地攛將下去」,幾乎把一家人全害了,幸好其夫人逃生,最后到操江林御史那里告了狀,報仇雪恨【20】。

雖然這是小說,卻有真實的背景,明正德十四年(1519)唐龍〈停差燒造太監疏〉曾經提到,「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埂?1】而嘉靖八年(1529)黃綰〈弭江盜疏〉里也提到,長江上半段從九江到太平,下半段從鎮江到蘇松,這本是「東南襟喉之地,舟航往來之途」,但是卻常常不安全,「盜賊乘時出入,肆無忌憚,劫掠商賈,拒捕官軍,急則竄匿莫尋,緩則嘯聚如故」【22】,常常發生類似搶劫殺人如〈蘇知縣羅衫再合〉這樣的故事,如成化年間的陳煒(1430~1484)在江西布政司任上就處理過一個案子,上杭富商林春遣其妾王氏回老家,「至番易(鄱陽)湖,同舟人夜投十馀人於水,而取其貨」,這是在夜色掩護下的殺人越貨,但是,被攛下水的王氏幸運地沒有沈溺,漂了三十里后得到援助,「出訴於公,乃戒邏吏物色之,至撫州掩捕焉,贓俱獲,盜無一人免者」【23】,真正上演了一出蘇知縣的故事。又如《隔簾花影》第二回〈寡婦避兵拋棄城居投野處,惡奴欺主勾通外賊劫家財〉中說全福和李小溪專等三更時分去打劫,「來到劉家莊,先把場圍一垛桿草點起,跳過墻去,燒起后面屋檐來」,這種半夜殺人放火的事情在明代也是很常見的。正德三年(1508)三月在饒州馀干縣,夜里有賊打劫富裕的商人段氏,殃及正好住在段家的鄰居康萬欽的妻子彭氏,在焚火燒屋中被搜出,結果彭氏為避免受辱,被「系之行過祝家橋」時,

投水自盡,三天以后丈夫尋找到妻子的尸體,據說「其面如生」,於是官方宣布表彰她的節烈【24】。再舉一個例子,在《水滸》第三十八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中,被打入死牢的宋江和押牢節級戴宗商量好,「披散頭發,倒在尿屎坑里滾」,裝作失心瘋的樣子,要逃出牢籠,但是卻沒有瞞過黃文炳的眼睛。而萬歷三十四年(1606)的一樁越獄案卻是成功的,正月初一的夜里,安徽寧國府犯人胡以華得到外應,偷偷地得到鐵鑿,「假裝肚疼,哭告陳六(禁卒),求放鈕鐐,以便撒糞」,因為陳六已經喝醉,而民壯方順等巡夜人也喝多了酒,刑房吏石元嘉「不行上宿」,負責的全介也「不行躬親點視」,結果鑿開了墻壁的犯人全部逃走,而陳六在酒醒以后,也嚇得自殺身亡【25】。

   聚眾賭博,入室偷盜,越軌淫亂,越獄逃逸,這些并非光天化日之下良民可以公開從事的活動,當然都是在黑夜中壞人做的勾當。明代的張寧在管理汀州府的時候,曾經發布榜文,周知鄉里,其中就痛斥當地所謂的「十兄弟」,說這些「游手好閑,不務生業,專一結交無賴之徒」,「日逐輪辦飲食,在於街坊,恣肆沈酣」,特別是到了夜里,仍然不散,「因為奸淫、賭博,哄騙錢財,衷惡懷奸,不可勝道」【26】。同時對於夜里鄉里人士群聚,更是需要嚴加管理。萬歷年間,一個叫張維樞的地方官看到一些惡少兇徒,「呼朋引類,暮夜群聚,或稱便作盜,搶奪衣物,或潛伏賭博,肆橫為非」,就頒布示令,「以一鼓三點為期,不許擅自行走」,特別是民間婚喪嫁娶的宴會,更不許婦女夜半宴飲不歸,因為他覺得夜里容易使盜賊生心,也容易導致男女混雜,所謂「酒席夜酣,豈止絕纓之戲;履舄交錯,寧無桑濮之聲」【27】。到了明末,著名的學者劉宗周更是向地方官建議,連那些唱戲的梨園也關閉起來,因為「斗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更麻煩的不僅僅是他們破壞了平靜而有規律的日夜作息,而且還「養奸誨盜,甚至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28】。

   不過,夜間聚眾當然不是在明代才特有的事情。以賭博為例,明代之前的宋代,像《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十四「懲誡門」中,有潘司理擬〈因賭博自縊〉中說,支乙和他的妻子阿王,在衢州南市開茶肆,「以妻為餌」,并且開了賭局,「皆與逾濫,與以錢物,群聚賭博,實為欺騙淵藪,水寒冰生,醯酸蚋聚」,在今年閏月十六日晚,設了騙局,把陸震龍騙來賭錢,最后因為還不出錢而自殺【29】。之后的清代同樣如此,清乾隆年間錢肇然《續外岡志》,其卷二「俗蠹」條就記載,自明末的崇禎以來到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間,都盛行賭博之風,而且大抵是在夜晚,避開官府的管控,「近有無賴,率尚賭博,始猶宵聚曉散,今則沿街設局,名曰寶場」【30】,據乾隆十一年三月浙江巡撫常安的題報,紹興府山陰縣,就有同樣因為賭博導致的人命案,當地人沈阿信與沈阿四等,以竹牌賭東道,「夤夜聚賭釀成人命」,沈阿信等將無力還錢的阿四毆打致死【31】。

   順便在這里再提一點,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中,夜里不僅是惡人犯案的時間,是傷風敗俗的機會,也是狐鬼惑人的時候,而且還變怪百出,讓人畏懼。因為人鬼殊途,陰陽懸隔,所以人們在白天活動,而鬼怪在夜間出沒。這種對黑夜的恐懼觀念來歷悠久,自古就有種種傳說。不必遠溯漢魏隋唐,即以宋代為例,《夷堅志》甲志卷二〈張夫人〉中記載鄭氏死后,「至夜半,尸忽長嘆,自揭面帛,蹶然而坐」,實在是很恐怖。卷三〈段宰妾〉中說到段宰的小妾鶯鶯之亡夫,一個死鬼來尋妻,段宰「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即滅,妾遣婢出視,七竅皆流血,外戶鑰戽如故,竟不知何怪」。這種上自士大夫下到民間都流傳的故事,如果主角是狐仙物怪、亡魂陰鬼,那么舞臺往往在荒郊墳塋,而時間則一定是在半夜三更,「月色已滿窗矣,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看到這里人們一定會預期到下面的陰森森的故事,而「夜色迷悶,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并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這個時候,人那里還能有安全感和輕松感?

   所以,傳統社會中的人普遍相信,正確的生活秩序是「明而動,晦而休」或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是,在古代偏偏有人還是要「晝伏夜出」甚至「夜聚曉散」。

  

三、夜聚曉散與圖謀不軌

  

   應該說,個別民眾違反規定的時間分配和生活異常,還不算是官方的肘腋之患,最多它只是違背了儒學或理學家想像中的理想秩序,使得社會總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這一點上,人們相信,在外在方面,以傳統的禮法包括官方的律令制度,以及地方官員的懲戒和勸諭,加上鄉約族規的約束,大概可以鉗制這種反常的行為;而在內心方面,傳統觀念上對正常時間分配的認同,以及對日常生活倫理的自覺,也足以使這種異常生活方式受到譴責和鄙夷。

   但是,對於并非個別而是集體的違反時間分配行為,古代中國的官方和民間卻相當緊張和警惕。因為這并不是外在制度和內在自覺可以約束的,一些被迫私密化、邊緣化的集體行為,本來就是被長期的正統權力驅趕到黑夜進行的,而這些在黑夜還有那么多人熱情從事的行為,一定源於熱烈的信仰,而一旦它是一種秘密而熱烈的信仰,其誘惑力和煽動力就非同小可。

   民間社會也好,官方政權也好,都相當害怕這種不在視線范圍內的集體私密行為,盡管他們擔心的出發點不同,但是都來源於關於正常生活秩序的傳統認同。太長久的傳統會養成習慣,而太長久的習慣也會形成一種相當頑固的觀念,在古代人的想像世界中,在風高月黑之際出來的,非搶即盜,非嫖即娼,更不消說還好多人聚在一處。夜幕下不僅是黑暗,而且是陰謀、混亂、骯臟和反叛。這一連串的聯想是傳統生活習慣的產物,也是傳統秩序中建構的觀念。

   古代人沒有想到現代都市的夜以繼日,也沒有想到現代社會的「晝伏夜出」,當時人對於夜間行為,似乎都有一種想像,就是凡在夜間所為的,都是雞嗚狗盜、奸淫邪妄之事。因為在傳統社會中,生活時間的反常,就是倫理秩序的顛倒。所以,《警世通言》卷十二〈范秋兒雙鏡重圓〉說到群盜,就用了兩句「風高放火,月黑殺人」來形容【32】。

   在所有晝夜顛倒的生活現象中,從過去的法律文書、歷史記載、戲曲小說中看來,令官方最緊張的也是最不能容忍的,是帶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夜間的聚會。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七日敕令說,這種聚會常常是:

   或僧俗不辨,或男女混居,合黨連群,夜聚明散,托宣傳於法會,潛恣縱於淫風,若不去除,實為弊惡,此后委所在州縣鎮及地界所由巡司節級,嚴加壁刺,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尋據關連徒黨,并決重杖處死?!?3】

   這里的「夜聚明散」就是一種反常與非法的行為,而從宋代的文獻來看,這一類規定在宋代以后越來越多,并正式著為律文?!端问贰肪硪痪啪拧葱谭ㄒ弧抵姓f,「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課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34】,在北宋的天圣五年(1027),右司諫劉隨就向宋仁宗上疏,建議禁止「夜聚曉散」和「造儀仗事神」,因為他自己在地方上任職,深知「閭閻之中似此多矣,不食葷血,迷謬相傳,誘之以天堂,怖之以地獄」,而且「夜聚曉散,謂之修善」,這種聚眾的結果,就是可能動亂鬧事,何況又有作為儀仗的兵器在手,他建議要在「鄉村要路,粉壁書寫,重新曉諭,使民知禁,不陷刑章」【35】,他特別提到,這種妖術惑眾的危害極大,很容易擾亂秩序,像天禧年間(1017~1021)「西京河陽妖怪大起,不經旬日,已到京師?;蛟谱兓喟?,或云形狀怪異,遞相驚恐,街坊不寧」,幸好官方及時出了榜文,「捉到夜聚曉散人張子元數百人」,由呂夷簡執法,數月后才得到安定。他認為現在妄稱自己有幾百歲的張惠真,就是當年那種「夜聚曉散妖妄之人」,他夜聚民眾一定會引起社會秩序的動蕩不安。至和元年(1054),殿中侍御史趙 又上書仁宗,激烈批評道士傳授符惑眾,說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在開封壽星觀內糾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 神兵為名,夜聚曉散」,而且要在十五日夜間,「登壇聚眾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他對此深表警惕【36】,建議由開封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生事」。

   從此,「夜聚曉散」成了一種妖淫謀逆的代名詞?!睹珪星迕骷肪硎摹笐驼]門」中,吳雨巖的〈痛治傳習事魔等人〉就說,「饒信之間,小民無知,為一等妖人所惑,往往傳習事魔,男女混雜,夜聚曉散」【37】,這種「傳習妖教,夜聚曉散」成了從北宋到南宋的官員向朝廷報告中最常見的社會問題之一【38】。

   對於政府來說,這確實是最感焦慮和緊張的一件事,因為這不僅僅是擾亂社會生活秩序,而且要威脅到政權的存在,甚至可以說影響到主流文化的指導權力,所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官員,都要嚴肅地面對這一事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七記載,朝廷曾經下令,「禁益梓利夔路民,夜聚曉散,傳習妖教,徒中能自糾摘及他人告者,皆賞錢三萬」【39】,而地方官有時還要臨時頒布地方性的嚴厲規定,如宋張守〈措置魔賊札子〉就向朝廷報告,「近年鄉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齋。契勘僧俗齋飯,當在晨朝,今以夜半,則與夜聚曉散不甚相遠。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即下諸路施行」【40】。而《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十四「懲誡門」蔡久軒〈蓮堂傳習妖教〉中就更規定,「諸夜聚曉散,以誦經行道為名,男女雜處者,徒三年」【41】。入元以后仍然如此,在《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卷五十七中專門有一節是〈禁聚眾〉,其中引到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十六日的中書兵刑部禁令:

   大都街上多有潑皮撕打底,跳神師婆并夜聚曉散底,仰本部行文字禁斷如是,依前違紀,除將跳神師人并夜聚曉散人等治罪外,潑皮廝打的,發付著役……【42】

   延佑四年(1317)五月,又下令重申禁止「祈賽神社,扶鸞禱圣,夜聚明散」,因為這種煽動性很強的宗教信仰,是很有可能引起大規模騷亂的,而夜間帶有犯禁的聚會,其冒險意味更是容易刺激人們的越軌之心,宋代的食菜事魔就是一例,白蓮社、白云宗也是這樣。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鄭介夫奏疏中提到,「有白云宗一派,尤為妖妄。其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酒,不廢耕桑,不缺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加禁絕,然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酒,但假名以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為誦經禮拜也,既自別於俗人,又自異於僧道」【43】,因此,明代《大明律》便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圣,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一應左道亂政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軍民裝扮神像,嗚鑼擊鼓,迎神賽社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只有「民間春秋義社不在禁限」【44】。之所以要如此禁止夜聚,古代人自有他們的想法,《明會典》卷十中特意說到:

   民有常產則有常心,士農工商各居一業,則自不為非?!?5】

   這樣有常產有常心的人,很容易認同現實的政治,遵循傳統的秩序,但是,那些游手好閑、不務生理、邪術左道、扶鸞禱圣、燒香結社、好飲賭博的人,則因為行為受到制度的壓迫,不得不「夜聚曉散」,所以他說,官方應當「采訪姓名,注於簿籍,以示懲戒。其人畏懼更改則止,若仍前不悛則治之以法,毋得縱令吏典人等指此為名,汶行取勘,以致擾民」。

為什麼措施如此嚴厲?因為這種帶有宗教色彩、而且人數眾多的夜間集會,確實是一種對「秩序」的逃逸,是一種對「控制」的反叛,

它激起長期單調生活中的人對於越軌行為的好奇。法國學者Yves-Marie Berce在討論宗教集會時說,「祭祀典禮與叛亂騷動的相伴相生,在歷史上是常見的事情,……沖動與歡樂互相置換的事件屢見不鮮,這是民俗、社會與歷史學家們應當研究的事情。持續的平凡生活,產生了欲求難以滿足與精神壓抑的傾向,於是就有人說,典禮和叛亂的結合是尋求宣泄,在這種場合,這兩者的結合是由於偶然的契機;也有人說,這是瞬間的本能性的歡悅中產生的『再生行為』??傊谶@一瞬間,社會處於它的休息狀態,度著它的假期」?!?6】

   這種叛亂或者騷亂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所以,從宋到清,一千多年來對於宗教性的夜間聚會有相當嚴厲的管制,明代中期的魏校在嘉靖初年(1522~1523)任廣東提學副使的時候曾發布〈諭民文〉,其中嚴厲批評「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及師公師婆圣子之類,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偽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47】,而后來的士人面對各種民間宗教和外來宗教時,只要想把他們一言定罪,就總是說他們「祖宗神主不祀,男女混雜無分……呼群引類,夜聚曉散,覬覦非分之福,懶惰生業之營,卒至妄萌鼓亂,名陷逆黨,身棄法場」【48】。就連對付外來宗教也是一樣,《明史》卷三二六就記載,禮部郎中徐如珂極為討厭天主教,在萬歷四十四年(1616)與幾個大臣聯名上書,指責天主教「煽惑群眾,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他們能夠想像天主教徒的罪名,就是「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為諸教」【49】。因此對於異端宗教,官方和士人歷數它的罪名,常常就是「夜聚曉散」【50】。

  

四、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元夜觀燈的意義

   不過,前面我們說到,夜間的聚會「是一種對『秩序』的逃逸,是一種對『控制』的反叛,它激起長期單調生活中的人對於越軌行為的好奇」。如果生活確實始終是那么平凡而且刻板到只有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人們會覺得需要調劑,而古代中國法律規定的幾天節令不宵禁,就是對這種刻板生活的一種補充。

   《水滸》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里說到,七月十五「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晚戴罪的朱仝就攜帶小衙內四處游覽,在初更時分,「繞(地藏)寺看了一遭,卻來水陸堂放生池看放河燈」【51】,這里需要注意「年例」二字,說明盂蘭盆節是官方的規定假日,可以解除犯夜之禁,任從人們夜里往來游玩。但是最有名的不眠夜,卻是上元,在第六十六回〈時遷火燒翠云樓,吳用智取大名府〉中又說到大名府的上元之夜:

   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卻涌上來,照得六市三街,熔作金銀一片,士女亞肩疊背,煙火花炮比前越添得盛了。

   這一風俗來源很早,據陳熙遠《中國不眠夜——明清時代的元宵、夜禁與狂歡》的研究【52】,最晚到隋文帝時代(581~605在位),京城與各州已普遍有於正月望日「燎炬照地」的作法,并在夜里進行各種慶?;顒?。這種節日的意義,從大的方面說,是給一年辛苦的人一些放松的時間,使日常生活變換節奏;從小的方面說,是給日夜周期作息的人一些變化的感覺,把黑夜變成白晝。陳熙遠的研究指出,隋文帝時代的御史柳 ,在開皇十七年(597)上奏指出:古代「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共⑶抑赋猱敃r民間慶祝元夕時種種逾越法律秩序與禮教規范的活動,違背了「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的傳統:

   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嗚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云, 服靚妝,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3】

   但是,這種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甚至「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的節日之夜,盡管在當時「詔可其奏」,好像得到了皇帝的認可,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官方允許和寬容。到唐代,上元觀燈,已經有三日之規,據陳熙遠的研究,唐玄宗時燈節乃從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連續三天。宋太祖時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五夜燈」。不過,很多地方或許仍執行舊規矩,南宋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有一個有名的故事,記載某郡守田登「自諱其名」,屬下常常因為言詞不慎冒犯,甚至遭到笞杖之刑。由於「燈」、「登」兩字諧音,因此只好指「燈」為「火」。在上元節,依例慶祝,準允百姓進入州治游觀,書寫的榜文竟然是「本州依例『放火』三日」【54】。5當然是趣談,可見當時上元節觀燈大概還是三天。在這三天里面,人們可以盡情玩耍,平時需要收斂的不需要收斂,平時需要掩飾的不需要掩飾,據一些文獻記載,在這個不眠之夜里,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群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而「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游賞」【55】,當然,這樣的不宵禁夜,除了上元還有中秋,「此夜天街買賣,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於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56】。

   這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但在元代前期,曾經因為新占領地區的緣故,一度嚴厲禁止節日觀燈,特別是對於最后占領的江南,但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閏六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向禮部建議開放燈禁,報告中說,「江南初定之時,為恐人心未定,因此防禁(觀燈)」,但是最近因為「集耆老儒人等講究得,今江南歸附已后,一十八年,人心寧一」,所以「燈火之禁,似宜寬弛」【57】。到了明代初期,更曾經一度延長為前所未有的「十夜」【58】,永樂七年(1409)永樂皇帝便下令從正月十一日開始,賜百官元宵節假十天,并且諭令禮部「百官朝叁不奏事,有急務具本封進處分,聽軍民張燈飲酒為樂,五城兵馬弛夜禁,著為令」【59】。

   一向注重秩序而畏懼混亂的朝廷,一直嚴厲區分「貴賤」、「男女」、「緇素」的界限,格外擔心晝夜不分會引起淆亂,竟然要在這特別的時間里允許混亂,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這一界限一直過於嚴厲和分明,白天和黑夜、上層和下層、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內,常常是在一個單調刻板的節奏下重復,於是,不得不提供一個變化的機會,讓這種生活緊張松弛下來。這一點在孔子時代就已經有明確的知識,《禮記·雜記》里,孔子便曾與弟子子貢討論如何面對國人年節蠟祭活動的態度,他說:

   子貢觀於蠟??鬃釉唬骸纲n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棺釉唬骸赴偃罩?,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埂?0】

  

五、城市生活與鄉村秩序之間:

傳統日夜秩序的瓦解

  

   按照古代中國人的想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天經地義的秩序,之所以說它天經地義,是因為它符合古代民眾自然勞作的實際需要,符合人的自然生理節奏,而且「夫人體天地之陰陽,晝明夜晦,理之常也」【61】,這種大道理也得到經典文本的支援。前面我們提到,在《周禮·秋官司寇·司寤氏》中,古代人曾經想像,周代即有司寤氏這樣的官員「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62】,并根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樣的傳統作息時間表安排生活秩序。他們解釋經典的話說,「日出而作,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之道,養育大眾也,故以星見為夜時,星沒為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63】。元代鄭介夫就說,對於普通百姓:

   上之人養之愛之,使之無失其時,自然各安生理,不廢農業【64】。這個「時」,包括四季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也包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為這既是來自經典的說法,也是被普遍認同的常識。反過來說,如果違背這一秩序,經典的權威和普遍的常識都會告訴人們,這是非法的行為,所以,官方應當對不按正常時間生活的人進行嚴厲管理,因為這可能會導致混亂。宋代的易祓在《周官總義》卷第二十三中解釋「司寤氏」的時候就說,「此謂施於國中者,日出而作,群動皆起,日入而息,群動皆止。掌夜時以星分夜,亦人事作息之節,而於國中則尤所當急也?!允窃t夜守之士,嚴夜禁之法則,有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或夜游不止,皆奸偽之所集,故皆禁之」【65】。而另一個宋代人陳友仁在解釋為何要有「司寤氏」的時候,也引劉氏說「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奸非也,夜而游者,妨眾息也,皆禁之焉」【66】。同時,按照他們對古代歷史的理解,他們認為商周王朝導致政治腐敗和生活淫亂的一個原因,就是夜不寐日不作,在解釋殷商人群聚飲酒的歷史時,他們說,古代之所以禁止群聚飲酒,是因為有「謀大奸者」,所以一定要禁止「夜聚曉散」,因為,夜聚曉散很可能是「聚而為妖逆者」或者導致「荒逸淫亂」【67】。

   但是,這畢竟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秩序,宋代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時代,商業城市的出現和都市生活習慣,開始漸漸瓦解人們這種關於日夜分配的觀念和習慣。北宋時孫升已經說到,「城郭之民,日夜經營不息,以售百物,以養鄉村」【68】,而在南宋的杭州,更是商業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鍾嗚,賣早市者又開店矣」【69】,耐得翁的《都城紀勝》里說杭州的夜市,除了大內附近的少量地區外,都熱鬧非凡:

   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后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尤盛【70】。8商業城市的這種顛倒的生活節奏,日益瓦解著各種官方的規矩,使得「夜禁」常常成為一紙空文。而元代的鄭介夫在描述大都的市民生活時更說,「今街市之間,設肆賣酒,縱妻求淫,暗為娼妓?!娜壕?,扇誘客官,日飲夜宿,……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爭相效仿」,可見這種大異於鄉村秩序的都市生活風氣已經廣泛傳播,這種風氣在嚴重地侵蝕著傳統社會的基礎【71】。盡管明代可能是最嚴厲地依照傳統生活制定制度,以維護秩序,但到了明清之際,江南的都市同樣因為商業和消費,漸漸出現所謂不夜城,很多夜間的活動越來越頻繁,像夜航船,「吳中鄉鎮四布,往返郡城,商販必覓航船以代步,日夜更番,疊相來往。夜航之設,固四時皆有之」【72】,這種日夜不息的運作和夜不歸宿的生活開始使都市與鄉村的生活秩序背離。至於近代以來電燈的發明與引進,更使得這種來自鄉村的生活秩序在城市土崩瓦解,同時也造成了傳統生活中的時間觀念在現代城市市民中的漸漸消失,這當然已經是后話了【73】。

   2003年7月25日寫於香港

   2003年11月30日改於臺北

  

   1 楊聯升,〈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載《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2 近來已有論文討論到這一問題,如邱仲麟,〈點名與簽到:明代京官上班、公座文化的探索〉,《新史學》9 卷2 期(1998,臺北),1~43。這一點承蒙匿名評審者提示。

3 見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4。

   4 徐元誥,《國語集解·魯語下第五》(北京:中華書局,2002),196。

   5 《論語·公冶長》,《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2474。關於「晝寢」有很多種解釋,但皇侃和邢 都認為是宰予白天睡覺。

   6 張燕瑾、彌松頤校注本,《十五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此處轉引自王起等編,《中國戲曲選》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905。

   7 《周禮·秋官司寇》,《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36,頁885。

   8 《舊唐書·憲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14 記元和三年事,425;又卷190,〈文苑·溫庭筠傳〉,5078。

   9 《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1993),卷18,346;卷26,489~490。竇儀編,《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26,418;卷18,290~291。

   10 《宋刑統》,卷18,290~291。

   11 《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卷51,〈刑部〉,卷1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87冊,頁493?!锻ㄖ茥l格·雜令》,卷27,記載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時夜晚宴飲,「今后會親,止許白日至禁鐘」,原因是「其中引惹斗訟,不惟耗費」。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634。

   12 《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卷57,〈刑部〉,卷19,頁554。

   13 徐棟,《保甲書輯要》,卷2,〈明呂司寇弭盜條約十二條〉、呂坤,〈條陳利弊狀〉,見鄭涵,《呂坤年譜》(萬歷三十五年條)、《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117,〈順德府〉;均叁看陳寶良,〈明代的保甲與火災〉,載《明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993),第3輯,63。

   14 懷效鋒點校本,《大明律》,(沈陽:遼沈書社,1990),145。

   15 清·于成龍,《于清端政書》(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3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卷5,〈續增條約〉,又叁看〈弭盜條約〉,頁707~708。

   16 清·戴肇辰,《學仕錄》(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四庫未收書輯刊》2輯26冊),卷7,頁573~574。

   17 叁看《大明律》,卷18,「夜無故入人家」,145。又,同上書附錄〈弘治十年奏定「真犯雜犯死罪」〉中也有對於「犯夜拒捕及打奪」的嚴厲規定,290。

   18 清·袁學瀾,《吳郡歲華紀麗·巡夜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吳郡五方雜處,人煙稠密,嚴冬事集,草竊易生,官吏巡途,稽察尤嚴。每當漏滴三更,塵消萬戶,城門鑰上,巷柝傳更,冰冷街衢,幾星炬火,賢老鞅掌,宵夢無溫。此亦見民社身膺職司禁暴,有不若編氓擁被徹夜安眠者矣」,卷11,329。

   19 李賢,《古穰集·大同鼓樓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本1244冊),卷5,頁536。

   20 《警世通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名家繪圖珍藏全本三言二拍本,1997),第11卷,125。

   21 見《御選明臣奏議》(影印四庫全書本,第445冊),卷16,頁257。

   22 《皇明疏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464冊),卷63,頁679。

   23 明·彭韶,《彭惠安集·陳文耀方伯公墓志銘》(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247冊),卷4,頁67。按:陳煒字文耀,福州人,景泰五年(1454)進士,官至江西右布政司??磥?,明代這種打劫乘客的事情很多,陸深,《儼山集·監察御史鄭公墓志銘》(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268冊),也記載鄭洛書處理過的一個案子,「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沈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鄭洛書)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即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乃伏」,卷74,頁4。

   24 明·李夢陽,《空同集·請表節義本》(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262冊),卷40。

   25 明·周孔教,《周中丞疏稿·江南疏稿》(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本,史部64冊),卷5,〈盜犯越獄查叁疏虞有司疏〉,頁289。明代可能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嘉靖二年(1523)十月癸丑浙江道監察御史陳逅上書中說,「比及行刑,多在深夜,萬一奸黨乘藉昏黑,意外求生,雖罪坐臨監,亦重損國威矣」,經他建議,行刑改在未刻前行事。見《明世宗實錄》(臺北縮印本《明實錄》第8冊,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32,頁840。

   26 張寧,《方洲集·汀州府行六縣榜》(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247冊),卷2,頁208。

   27 明·張維樞,《澹然齋小草》(海南出版社影印本《故宮珍本叢刊》,541冊),卷6,〈嚴禁棍徒夜游示〉,頁398~399。

   28 明·劉宗周,《劉蕺山集·與張太符太守》(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294冊),卷6,頁403。

   29 《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2002),卷14,「懲誡門」,531。

   30 清·錢肇然,《續外岡志》,卷2,「俗蠹」條,轉引自川守勝,《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空間

   31 臺北藏《明清檔案》,A141~040,檔案登錄號:048122。

   32 《警世通言》,卷12,149。

   33 竇儀等編,《宋刑統》,卷18引,289~290。

   34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199,4974、4981。

   35 劉隨,〈上仁宗乞禁夜聚曉散及造儀仗祀神〉、〈上仁宗乞逐去妖人張惠真〉,收入宋·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點校,《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98,1057~1058。

   36 宋·趙 ,《清獻集·乞勘斷道士王守和授 惑眾》(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094冊),卷6。又,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84,作〈上仁宗論道士傳授符 惑眾〉,905。又,趙 ,《清獻集·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卷6,其中說到「臣竊聞近日京城中,有游惰不逞之輩,百姓李清等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誦佛為名,民間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眾生事」,830、841。

   37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4,537。

   38 例如景佑二年(1035)對益、梓、利、夔「夜聚曉散,傳習妖法」的禁令,元佑七年(1092)刑部請禁止「夜聚曉散,傳習妖法」,大觀二年(1108)信陽軍上奏請禁「夜聚曉散,傳習妖法及集社香會」,淳熙八年(1181)大臣上疏建議禁止「吃菜事魔,夜聚曉散」,叁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65~166冊,6506、6514、6519、6555。

   39 又,請叁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7,《建炎以來紀年要錄》,卷91等各種記載。

   40 張守,《毗陵集·措置魔賊札子》(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127冊),卷7,頁473。不過,這種過分嚴厲的措施有時也破壞了生活秩序,而那些害怕連累自己的官員的刻意求索,也使得人人自危,所以,有人也建議,「必夜聚曉散十人以上逾旬不罷者」才算犯罪,才使得民眾稍稍安定,見李之儀,《姑溪居士后集》(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120冊),卷19,〈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41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4,535。

   42 《大元圣政國朝典章》(影印續修四庫全書,787冊),卷57,〈刑部〉,卷19,頁553。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雜令》,卷28,記載至元十六年中書省、御史臺對於漢族地區「祈仙、禱圣、賽神、賽社」活動,要一概禁止,原因是容易造成混亂,尤其是這些活動置「神案、旗牌、鑼鼓、傘蓋、交椅、儀從等物,若不拘收,且恐因而別生事端」,674。

   43 明·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影印四庫全書本,第434冊),卷67,頁802。

   44 明·徐溥編,《明會典》(影印四庫全書本,第618冊),卷129,「禁止師巫邪術」條,頁309;又叁看明·倪岳,《青溪漫稿·奏議·祀典三》(影印四庫全書本,第1251冊),卷11,頁119。

   45 明·徐溥編,《明會典》(影印四庫全書本,第617冊),卷10,頁96。

   46 貝爾賽(Yves-Marie Berce),《祭祀與叛亂》,原文為法文,此據日文譯本,井上幸治監譯。

   47 (臺大原文件就缺)

   48 (臺大原文件就缺)

   49 《明史·外國傳七》(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26,8460。

   50 清·黃育梗著,澤田瑞穗校注本,《破邪詳辯》(東京:道教刊行會,1972),卷首引律例「禁止師巫邪術」條,即引《禮律·祭祀》稱左道異端之術,「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引嘉慶六年修并道光元年修改之律文,「各處官吏、軍民、僧道人等,妄稱諳曉扶鸞禱圣,書符咒水,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并捏造經咒邪術,傳徒斂錢,一切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從者,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

   51 《水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46回,663。

   52 陳熙遠,〈中國不眠夜——明清時代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 2002 ) , 見http://www.ihp.sinica.edu.tw。

   53 《隋書·柳 傳》(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62,1483~1484。

   54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7),卷5,61。

   55 宋·吳自牧,《夢粱錄》,收入《夢粱錄·武林舊事》合刊本(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卷1,「元宵」,7。宋·周密,《武林舊事》(同上),卷2,36。

   56 吳自牧,《夢粱錄》,卷4,44。

   57 《大元圣政國朝典章》(續修四庫全書,787冊),卷57,〈刑部〉,卷19,〈禁夜〉,頁547。

   58 叁見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57~58。

   59 《明太宗實錄》(縮印本《明實錄》第二冊),卷87,永樂七年(1409)條,頁1153~1154。

   60 《禮記正義》,卷43,《十三經注疏》影印本,頁1567。

   61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影印四庫全書本,第767冊),卷16,頁469。

   62 《十三經注疏》,頁885。

   63 宋代的朱熹也說,按照正常的秩序,「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62,1496~1497。

   64 陳得芝、邱樹森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下冊,101。

   65 宋·易祓,《周官總義》(影印四庫全書本,第92冊),卷23,頁594。

   66 宋·陳友仁,《周禮集說》(影印四庫全書本,第95冊),卷9上,引劉氏語,頁676。

   67 明人所編《書經大全·梓材》(影印四庫全書本),「亦當時之法,有群聚飲酒謀為大奸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后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6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394,元佑二年(1087)正月辛卯。

   69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13,180。

   70 宋·耐得翁,《都城紀勝》,收入《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等》五種合刊本(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3。

   71 明·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影印四庫全書本,第434冊),卷67,頁854。

   72 清·袁學瀾,《吳郡歲華紀麗·夜航船》(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11,329。

   73 關於近代電燈的發明和引進對城市生活的影響,可以叁看熊月之,〈燈燭之情:從油燈、蠟燭當電燈〉,收入熊秉真編,《睹物思人》(臺北:麥田出版,2003),183~206。這一點承蒙匿名評審者提示,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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